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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oby Shorin, Sam Hart, & Laura Lotti
翻译：zik（The SeeDAO翻译公会）
校对：Shawn
原文标题：公共物品：为世界创造正外部性
加密货币协议开源和无许可的性质，重新引发了关于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热议。事实上，区块链的透明度和可访问性已经重塑了自由交换和联合的模式。然而，虽然加密协议是作为开放网络运作，但如果它都由私人资本组成，加密协议还真的是公共的吗？范围、访问和所有权的问题使我们对互联网上的公共物品的理解变得复杂。公共物品也依赖于共同的道德条件，因为任何“福祉”（good）都必须根据特定社区的价值体系来界定。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主张加强对“公共物品”的定义，以服务于他人，促进文明的长盛不衰。
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本质上意味着这个由事物组成的世界存在于那些共同拥有它的人之间，就像一张桌子存在于围坐在桌子周围的人中间。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
描绘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巴比伦悬空花园的版画。
艺术家不详，19世纪。
公共事物，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类造物，充满了我们彼此相联的世界。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去管理、分享和维护它们。虽然它们的构建和管理方式并不完美，但还是吸引着我们一起对话、辩论、倾注共同的关注（Honig, 2017）。自然景观和建筑环境也不仅仅是事物，它们更是与文化的接触点，吸引着我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加尔桥的罗马渡槽，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休伯特-罗伯特的画作，1787年。
在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指的是任何既非排他性又非竞争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人们不能被禁止使用，一个人的使用也不会降低另一个人使用的价值。清洁的空气是一个大自然赠予的公共物品的例子，而电网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公共物品。今天的工业-知识社会的公共物品又是什么？开源代码支撑着数百万公司和独立开发者，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物品。密码朋克认为隐私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物品。在线媒体档案和开放的数字基础设施似乎也符合这一定义。
最近，V 神（Vitalik Buterin，以太坊创始人）等来自加密社区的成员开始将区块链机制视为公共物品。可以肯定的是，加密协议是最引人注目的新型制度形式之一。其独特能力来源于其“公共”特质：不受限制的成员和参与，开放的 API，透明的资源和权力分配。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许多特性又与公共无障碍的说法相矛盾。如果所有权集中在了少数巨鲸手中，加密协议还能被视为公共物品吗？通俗点说，这些市场要素有时被描述为“公共基础设施”，但如果说今天的区块链作为一种公共服务，那它主要还是去中心化金融的一种。从根本上说，这些持币者只关心一个共同的目标：价格。
当我们认为加密协议在经济学意义上应被当作公共物品，进一步的有关讨论，就是具体什么才是对公众有益的？一些加密社区宣称他们的野心是解决大规模协调问题，建立后国家形式的主权，并使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公平。但要创建一个宏伟而平等的社会，需要对公共物品有更广阔的视野，仅仅基于经济学层面的想象并不够。
用作公共浴室的古代遗址。休伯特-罗伯特（1798年）。
罗马人的公共浴室，无论贫富，都可以进入，是城市公共卫生和丰富文化生活的基石。亚历山大图书馆在其鼎盛时期拥有数十万册文献，是古代世界最大的公共知识库之一。尽管在许多方面具有排他性，但这些奇迹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公共物品的先驱。它们指向一种开放性和普适性的理想。作为一个新数字社会的建设者，我们必须对“公共”和“福祉”的含义有一个更加包容且富有远见的概念。随着协议金库向公共工程的社区管理过渡，现在是时候想象一下加密协议如何独特地构建公共物品了。
01
公共的范围
我们对公共物品的新理解始于探索公共的概念。是什么让某事成为“公共的”？又是什么构成了“公共”？
通俗意义上“公共”一词被理解为属于人民的东西，可以免费使用——比如公园、道路和公共土地。加密协议最强的“公共性”是基于开放和无许可访问的原则。区块链克服了 Web 1 和 Web 2 “公共性”的一个关键限制：它们不能满足“无阻碍地访问”的标准。互联网上所谓的“公共空间”和我们城市的公园一点都不像，它们只是别人的私人服务器，访问它们的权限可以被随意撤销。相比之下，加密协议对“无阻碍地访问”是刻意强制执行的。
但“公共”不仅仅是对进入公共空间的许可，“公共”的另一关键定义是“公众”，即与某些政治协会有关的一个群体。在 17 世纪的英格兰，有一家未经审查的新媒体发表公众意见的文章，包括沙龙聚会的笔记和批评性期刊。这些出版物经常指责国家，并第一次将“私人作为公众聚集在了一起”（Habermas，1989）。不到一个世纪后，法国革命者通过组织节日、竖立纪念碑和营造新的公共空间（Ozouf，1975），激发了一种新的民族自我意识。这两种情形里，政治团体都通过建立新的讲故事场所而将自己提升到机构的地位——人们在这些场所里开始将自己认同为集体整体的一部分，即公众。
至上崇拜节（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组织于1794年，为法国大革命后的新国教举行开幕仪式。
这种将公众视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也有一席之地，媒体的出版和流通推动了这种概念的形成。发布 Web 文档或软件应用程序不仅仅是公开某件事：它本身就是一种公共（Warner，2002 年）。加密货币倡导者经常借鉴这一观念，他们将代币持有者称为“社区”，也将协议类比成拥有公民的国家。区块链创造的主权货币无疑可以与主权国家法币进行比较，而它们的稳定性则是指在没有广泛共识的情况下不能修改或撤销 API。
这些想法为加密协议作为公共物品的观念提供了依据，然而他们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幅复杂的画面。尽管加密协议具有“开放”特质，但对于它们所面对的公共的范围，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当今的加密生态系统中，基于代币的成员关系决定了资源分配、链上激励和链下决策等关键因素。区块链的抗审查能力看起来像是一个可以守护世界的解决方案，但实际上，“付费-参与”却是另一种方式的限制访问。协议可能由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利益相关者所拥有，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只有那些有时间、专业知识或资源参与的人才能受益。
那么将公众定义为一组用户又意味着什么？Web 2 平台已经为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如今主宰网络的社交媒体平台声称是为选择参与的用户“社区”打造的工具——但这些平台产生了广泛的负外部性：对不愿付费的第三方造成影响。此外，平台的外部性也包括对个人隐私的侵犯、错误信息的传播、贬低创造性劳动的价值，甚至破坏民主进程的稳定。这些影响经常被引用为当下 Web 3 从业者的主要动机，以建立一个在公共问责基础上的主权空间。
社交平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被误解的公众的例子，但新生的 Web 3 “公共空间”在定义、范围和代表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加密货币中权益和发言权的等同让人想起早期的美国民主，当时的政治代表权以财产所有权为条件。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占总人口 6% 的美国人有资格投票——按照今天的标准，这种排斥性政治体制显得很可笑（Ratcliffe，2013 年）。回想一下，我们今天享有的普选权、人权和公共服务，都是那些被排除在特定公众之外的人，以争取自己发声而斗争的结果。事实上，“反公共”理论专门针对那些在更大的公共领域中未被接纳的群体，这些群体中的成员可能没有被视为个体（Warner，2002）。
因此，很明显，界定公众的范围是理解何为公共物品的关键。如果将公共成员资格与货币所有权等同起来，我们就会忽略其他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失去建立联盟的机会。今天加密群体中最重要的成员是那些持有最多代币的人，这意味着即使是小持有者也被有效地排除在外，无法参与有关他们自身利益的讨论。此外，在这一特定的公众中，有些人对公共物品概念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通过与密码社区中未被充分代表、又人员广泛的边缘群体的接触，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正在构建的公众到底是什么，以及该如何最好地为他们服务。
当我们想到公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广阔的思维。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视为我们公众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关于小团体的文章中所强调的，我们也推崇小型的、自我选择的社区和基于信任的群体。但是，考虑到了可能对边缘群体产生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不管是无持币者，非技术性的家庭成员，或者仅仅是这个公共领域的未来参与者——我们至少增加了获得更大公共利益的可能，并降低了负外部性的风险。
简单地说：谁属于这个加密货币社区旨在建立的伟大的后国家社会？套用迈克尔-华纳的话说：公众总是超出一个已知的协议。它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历史上的偶然性和文化上的复杂性。公众是由你从未见过的朋友构成的，你与他们分享文化坐标而不自知。我们建设的东西如何为最多的人带来福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看公共物品中的 ‘福祉’。
02
公众“福祉”的道德基础
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公众的“福祉”？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质疑到底“公众是谁”开始，但是，即使得到了公众 = 代币持有者这样的认识，似乎依然没能找到最终答案。这些代币持有者又是谁？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信念？
考虑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公园。我们通常可以说公园游客是这个公共空间的“用户”，或者开车距离内的任何人都得到了充分的服务。但是这种分类感觉明显不能令人满意。“用户”没有捕捉到这个群体有意义的细节，比如他们都重视自由进入受保护森林或海岸线。为什么公园比公共停车场更受欢迎？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认识：任何公共物品的定义都预设了对公共利益的共同理解，以及为什么。
树山 – 一个活的时间胶囊 – 11,000 棵树，11,000 人，400 年 (1992-96) Ylojarvi，芬兰。
一个社会团体的联合不仅在于它所使用的东西，还在于许多共同的特征，包括地理、种族、宗教、品味、文化、历史和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他们声称的普适性如何，公共物品的实例总是地域性的。地域性是通过 共享空间、时间或经验 创造和感受的。如果没有在这种共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假设和规范，就不可能识别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为此创造出空间。因此，即使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公共物品也将始终反映某些群体的共同背景、共同信仰和道德情感，换句话说，他们的价值体系。
公共图书馆、公共教育、国家文物和清洁的自来水是四个公共事物，体现了公共物品的道德基础。重视自主学习和共享知识空间的社区建起了公共图书馆。当一种文化认为数学、科学、语言和历史的共同基础丰富了公民生活时，公共学校就会受到重视。国家指定和保护历史文物，因为他们的人民认为这与他们的遗产有关，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最后，我们为所有人提供清洁的水，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生命都具有同等价值。这种人文主义的价值观是为什么像弗林特水危机这样的事故（基本的基础设施的失败）被普遍认为是人道主义危机：某些生命被视为没有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
上述每一个例子都是对生活意义的不同想法：基于什么是“福祉”的看法（泰勒，1977）。公共物品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满足共享价值的物品。
上面提到的四种公共物品是由社会机构维护的，它们对广大公众的价值有着共同的信念。但是，有多少人关注加密货币空间资助的“公共物品”，并注意到其价值是否得到了体现？UNI 持有者，或 Ethereans 持有者，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又是什么？
加密社区表面上拥有自由主义的精神，其中“去中心化”通常代表着社区的自我主权。随着该领域的财富创造，加密货币的确应该为其不同社区的不同价值观，创造公共物品。甚至还有一个流行的模因叫“加密允许社区将价值编码到货币中”。但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为不同的价值观留出讨论或实施的空间。缺乏实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默认地使用最小公分母：利润。
由于没有具体的利益构建理念，持有大量代币的巨鲸的经济利益在协议治理中呈现权重过高的情况。在我们看来，这构成了中心化的风险。当协议政治家没有被授权或正式责任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而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时，其结果就是，一个同质化和自利的巨鲸群体可以支配被认为对网络有益的东西。加密领域还没有“公仆”的概念。
那么，有这种寡头垄断协议决策机制的替代方案吗？V 神、Hitzig 和 Weyl 的“自由激进主义”概念（Gitcoin 的二次方融资机制的基础）提出了一个模型，认为公共物品等同于市场信号（V 神等人，2018）。人们可能会有争议：价值观在这个模型中是可被“定价的”，如果人们“用他们的美元投票决定他们的价值观”，那么市场就会充当资助这些价值观的工具，无论其价值观是否明确。事实上，二次方投票似乎确实能够提高热情的少数派的相对声音。
但是，虽然投票具有象征性的力量，但这种模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并不能通过个人透露的偏好来发现共同价值。如果公共物品要满足共同的价值，那么公开讨论什么是有价值的就很重要。许多协议已经在治理方面学到了这个教训：讨论和建立共识是投票的必要前提。同样，对价值的讨论与投票行为本身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价值体系是通过在公共论坛上叙事和协商来培养的。
如果我们不希望钱包里有最多代币的人集中决定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就需要赋能不同的社区，明确纳入不同的价值观念。为了使经济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一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公共利益理念与如何代表公众做出决策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持久的文化，那么成员必须在超越“代币持有者”的维度上相互认同。加密空间的成员来自纽约、柏林或者金沙桑，我们是老年人的孙辈，是年幼者的父母，我们是众多公众中的一员，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全部视角带到公共物品的创造中。
03
公共物品，一个新的定义：正外部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定义公众的复杂方式，这表明扩展我们的公众概念，使其包含更多方面，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还看到，公共物品是建立在某些区域的共同价值观上的。那么，有了这些概念，我们是否就能给出一个更好的公共物品的定义了呢？
我们需要的公共物品类型是可以由数字社区制定的，同时能避免 Web 2 平台的破坏性扩展效应。随着 Facebook 影响力的扩大，它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负外部性，鼓吹者对民主机构的攻击就是其中一种形式。Web 3 社区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应该努力实现完全相反的效果，正如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的那样，更大的规模应该意味着更大的利益：创造正外部性。
这是一种定义公共物品的强大的新方式。事实上，加密技术已经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非对称加密技术的广泛采用。计算机科学家和密码学家多年来一直知道，大规模采用公钥加密技术可以提高隐私权，许多人也持有同样观念。但是，当研究人员还在努力倡导采用这种技术时，反而是加密货币，在几年内就推动了其大规模应用。加密信息曾经是黑暗市场和情报机构使用的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消费者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一个高度需求的功能。
Kryptos，吉姆-桑伯恩（1990年）安装在中央情报局的场地上的密码雕塑。迄今为止，4 个铭文密码中的 3 个已经被破译。
Kryptos，吉姆-桑伯恩（1990年）安装在中央情报局的场地上的密码雕塑。迄今为止，4 个铭文密码中的 3 个已经被破译。
其他关于加密货币的正外部性的例子更多处于萌芽状态。今天，开源项目的核心贡献者仍然资金不足，尽管整个行业都建立在他们的软件之上。借助像 Gitcoin 和 Radicle 等公司提供的基础设施，无论在加密货币行业内外，协议金库都准备大幅扩大对开源代码的资金支持。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转变的信号，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资金被用于开源项目的支持，无论在加密货币行业内外。
同样，对任何当代自由主义和民主倡导者来说，规范化开放组织 APIs 和公民参与都是公共利益的对象。开放的、不可更改且由公众治理的 APIs 极大地遏制了中心化组织的权力，并授予用户代理权，现在，用户可以决定自己的界面和服务了。如果区块链向中心化公司和政府施压，使其 API 开放且不可撤销，这将标志着向可访问和可问责机构的重大范式转变。最后，加密协议重新引入了公共系统的参与式治理，使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希望，提高人们透明且易用地参与地方治理，是加密货币的外部效应之一。
这些公共物品中的任何一个，无论是当下的还是潜在的，都是超出经济意义本身的物品。它们满足隐私价值、自由共享工作的美德、自由主义、问责制和民主参与，并结合了对当今 Web 3 用户之外的各方的共同利益。
这指出了我们新定义的一个有用特征。将公共物品理解为正外部性，使我们能够将通常不属于公众成员的人视为我们的受益者。这一定义与经济话语形成鲜明对比，在经济话语中，某些公共物品的非贡献用户被视为“搭便车者”，表明市场失灵。当促进公共物品的创造和消费——无论是疫苗、公共图书馆还是开源代码——显然符合社会利益时，我们怎么能将这些用户视为“搭便车者”？正外部性的概念使他人的利益不言自明。事实上，这种品质与 可信中立 原则是一致的。应用于公共物品，可信的中立表明不应该有任何特权阶级的“公民”，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受益。
因此，正外部性是加密领域中一个熟悉主题的重要变化：正和博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加密货币原住民都认识到关系和价值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类型，即游戏的构建和先令的贡献具有协同加法效应。随着协议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并在文化上变得更加根深蒂固，它们正外部性的程度应该也会成比例地增加。
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是公平启动资本（Fair Launch Capital）。虽然该项目并未明确提出符合公共利益的使命，但它暗示了一种可能的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社会模式。简单来说，公平启动资本是一小群为有前景的项目提供资金的促进者。这些项目的创始人必须愿意放弃作为创始人的代币分配，“公平地”分配他们的代币以换取启动资金。如果创始人在部署协议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收益，他们会被要求“向前支付”，资助后续其他项目团队启动他们的协议，并以同样的方式分发代币。
公平启动的模式很有趣，有几个原因。首先，促进小组并不直接获取财务价值；它的存在是为了使组织永存。其次，公平启动资本不是硬性的基础设施，而是一种社会协议，一种依靠奉献精神和价值调整来维护的机构。第三，受益的人与提供服务的人不同。这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新形式的公共物品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特征：体现正外部性的一种方式是把别人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
Zilker 公园风筝节，每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
有了这种正外部性的想法，我们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又该如何创造？如果公共物品总是在本地价值层面服务于它的用户群，那么通过观察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公共物品，应该可以找到最好的灵感。除了我们在链上的身份外，我们，这篇文章的作者，来自柏林和纽约。作为这些地方的公民，我们受益于公园、清洁的空气、卫生设施和公共交通；同时我们对过度治安、森林砍伐和缓慢的疫苗部署感到不安。我们有朋友获得了公共艺术资助和写作补助，确保他们能够给失去了上学机会的学生提供教育。
作为这些本地空间的“会员”，我们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需求、愿望和担忧的人联系在一起。我们都将受益于更多的绿色空间，优质的低成本住房，以及更容易获取的健康产品。来自加密领域的公共物品资助者和建设者可以干预这些领域吗？加密世界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存在于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基础设施，但我们的生活仍然嵌入在当地、社区和国家中。代表数十亿人的真正全球 DAO 的愿景是一种幻想。但是，如果我们将“正外部性”原则应用于生活在当地的未来公民，协议构建的公共物品就能显得更像是社区驱动的产业政策。
这可能看起来像公平启动资本为当地小企业提供启动资金。也像是 Uniswap 的代币持有者投票资助负责收购土地的区域小组委员会，以建立保护土地信托。Web 3 最具有颠覆性的潜力之一是有能力让一个拥有强大收入机制的实体，来解决比自己更大的问题。DAO 可以遵循过去伟大的社会运动的传统，在国家政府之外工作，建立公共物品。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为公立学校的黑人和白人学生提供免费早餐的全国性项目的成功，迫使美国各州政府建立自己的版本。这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说明一个非国家团体与当地社区的关注如何能够服务于更多公众，并推动正外部性。
这是一种适用于本地的模型，但可以扩展到全球公众。就像扩大选举权一样，它为相邻的社区和文化树立了强有力的榜样。通过解决植根于我们感受的地方的问题，并为他人建立社会模型，我们可以催化出真正的全球公共物品。
04
从生态系统建设到世界建设
以太坊项目设想了一个“世界计算机”，一个促进全球繁荣的协调系统。与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我们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加入了加密世界，怀着让社会变得更好的雄心壮志。然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停留在检查我们的投资组合余额里。我们是否忽略了这一核心信念？
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去社会公共物品的受益者。这些宏伟的项目让我们感到谦卑：大教堂、大运河、卫生设施、大众扫盲的扩大——它们告诉我们，公共物品的“福祉”也可以通过其存在的时间久远来衡量。为了配得上这些伟大的工作，我们必须延长我们的时间线。我们要确保正向的结果，不仅是为代币持有人或协议参与者，更为与这些基础设施共同延伸的世界。我们如何利用加密协议提供的不变性，创造出比我们更长久的东西，为文明长存打下基础？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考虑满足这个定义的公共物品。永久土地保护区、全球种子库、作为全球当代基础通信技术的互联网本身。这些不仅是公共物品，也是维持这些物品世代相传的文化实践。公共物品是由社会机构制定的，这些机构为了公共利益重设了行为模式。
加密协议提供了社会机构的基石，使其有能力应对当今网络文化的挑战。许多人已经在雄心勃勃地寻找有影响力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数十亿美元的金库。而且，通过这些加密经济系统流动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精力都是可以被引导的资源。然而，今天在加密货币中建立的很多东西都是自我参照、自我服务的金钱游戏。“ETH = 金钱”，“金库多元化”，甚至是“ngmi”模因——这些概念从根本上都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但钱是用来做什么的？美元没有责任让其持有者获利。加密货币是一种货币工具，而不是一项业务。
作为代币持有者，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扪心自问，这些资产应该用来做什么——而且风险很高。20世纪的社会形态是由明确的受纯利润价值体系驱动的企业决定的。我们希望下一代基于协议的机构也是一样的结果吗？我们所需要的社会机构不是一个链上公司，而是一个关于资本和协调不同目标、不同想法的容器。我们在今天的协议授予机构中看到了这样的萌芽，将金库资金及相应责任分配给具有明确公共目标的小团体。想象一下按照这个原则运作的整个协议的力量，我们的雄心壮志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尽职的代币投票，我们希望整个社区重新定义共同关注的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比任何一个协议都大。当今世界，资本并不稀缺，为公众谋福利的雄心勃勃的愿景才是。
Buckminster Fuller，1/2,000.000 比例的“游乐场地图”，由世界游戏研究所开发，Kara Kittel 提升比例。
像往常一样，我们诚挚感谢参与评审的每一位互联网同行，他们指导了我们的想法。特别感谢 Bryan Lehrer、Kei Kreutler、Callil Capuozzo、Jay Springett 和 Arthur Roing Baer 对我们思考的推动。感谢 Dena Yago 和 Carson Salter，他们厘清并加强了我们的论点，感谢 Klara Kofen 丰富了我们的历史叙述。感谢 Maria Gomez、Jerry Brito 和 Chris Burniske 在过去一年中就这一主题进行的启发性对话。最后，感谢 Scott Moore 和 Kevin Owocki，以及整个 Gitcoin 团队，他们对公共利益的承诺继续激励着我们。
THE END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1958.
Buterin, Vitalik et al. ‘Liberal Radicalism: A Flexible Design For Philanthropic Matching Funds.’ 2018.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 Burger,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Honig, Bonnie. ‘Public Things: Democracy in Disrepair.’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Ratcliffe, Donald.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1787–1828.’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2013. pp. 33.
Taylor, Charles. ‘What Is Human Agency?’ In Theodore Mischel (ed.), The Self: Psychological and Philosophical Issues. Rowman & Littlefield. 1977. pp. 103.
Warner, Michael.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